韦虎江：关于当前古埃及文物争议的几点理性思考

      这段时间，我留意到浙江大学黄河清教授与南方科技大学唐际根教授等学者，在抖音等网络平台上引发了关于“西方伪史论”的激烈争辩。尤其围绕上海博物馆古埃及文物展中的草编文物年代问题，双方观点碰撞引发轩然大波，大量考古外行和青年朋友出于朴素的爱国情感盲从跟帖，一时间众说纷纭，甚至有些乱象。我是深圳惠风古陶博物馆的创始人，与古陶打交道近30年，在文物新老判别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心得。看着这场争论愈演愈烈，我深感，身为教授、学者这样的高知群体，实在不应陷入此类无休止的公开论战。许多在专业人士看来浅显明了的道理，经此一番争执，反而让不少外行者和青年人产生了认知混乱。这种以讹传讹的风险，其危害不容小觑。因此，我想结合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谈谈几点理性看法，希望能为澄清认知、减少无谓争吵尽一份力。
 
一、争议的焦点与本质

（一）文物鉴定与断代：超越直观感受的局限

       黄河清教授基于“一眼新”的直观感受提出的质疑，与考古学专业判断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方法论差异。文物的“新旧感”受保存环境、材质特性等多重因素影响，仅凭肉眼观察判断年代，既不符合考古学规范，也缺乏科学依据。草编鞋这类有机质文物，其保存状况主要受环境影响，在古埃及极端干燥的气候条件下得以长期保存，呈现出相对“新鲜”的外观，正是古埃及人采用特殊保存机制的有力物证，而非造假的依据。非专业视角介入专业领域，往往容易因缺乏对科学原理和方法论的理解而产生误读和偏颇以主观观感替代专业分析，容易陷入认知误区。

（二）西方伪史论的兴起与公共讨论的非理性

       “西方伪史论”的兴起并非偶然，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和历史背景。其中可能源于部分民众对西方话语权的逆反心理，认为西方历史存在虚构成分，从而试图通过否定西方文明来提升自身文化自信。信息茧房效应和阴谋论的传播机制也为“西方伪史论”提供了滋生土壤，一些简化、扭曲历史事实的行为能够迎合部分受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对公众认知和学术交流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任由此类言论发酵，将会混淆历史认知、破坏学术生态，最终背离学术精神与公共利益。公共讨论需警惕非理性情绪的扩散，避免以讹传讹形成负面社会影响。
  二、重建真相

（一）考古学的科学性

      考古学是一门高度科学化、系统化的学科，其严谨性体现在从田野勘探、发掘、记录到室内整理、分析、研究的全过程。田野考古遵循严格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原则，对出土文物、遗迹现象都会进行精确定位、测绘和记录，并形成详细的考古报告，确保资料的可追溯性和可验证性。考古证据的构建是多元且相互印证的，共同构成结论的科学证据链。如碳14测年，是通过测量有机物中碳14同位素的衰变来确定其年代，广泛应用于草编、木器等有机质文物的断代问题，其科学原理和误差范围均有明确的国际标准；热释光测年则适用于陶器、烧土等无机物，通过测量其在加热过程中释放的能量来推断年代；地层学通过分析文物出土的土层堆积关系来判断其相对年代；类型学则依据器物形制、纹饰的演变规律进行归纳。

      有效的讨论需要建立在对考古学的基本规则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否则便容易陷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逻辑困境。无论是学者还是公众，在跨领域讨论中都应保持对专业壁垒的敬畏，避免以非专业视角否定经过系统论证的学术结论。

（二）尊重是质疑的前提

      尊重科学，是理解和评价考古学成果的基础。古埃及考古作为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是全球几代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从法国商博良破译罗塞塔石碑，到英国卡特发现图坦卡蒙陵墓，再到当代各国考古队在埃及的持续发掘与研究，古埃及学已经形成了庞大、多元的知识体系和国际共识。这些研究成果经过世界范围严格的学术审查和同行评议，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和可靠性。因此，任何对文物年代的质疑，都应通过提交实证证据、参与学术讨论等专业方式进行，而非以跨界指责否定整个学科体系。

      同样，一个顶级的文物跨国展览，从文物的遴选、运输、保存以及布展，每一道环节都凝聚着多方团队的专业智慧与审慎考量，背后涉及到专业机构的严谨鉴定与官方层面的信任背书，既是尊重、遵守学术规范，也是坚守国际文化交流基本准则。因此，质疑展出文物需要基于实证研究通过学术渠道表达，而非在公共平台以极端化言论否定他国文化遗产与国际合作成果。

（三）为言论负责

       此次事件中，学者的公共言论也备受关注。学者在公共领域的发言不仅代表个人观点，更承载着学术群体的公信力，理应基于扎实研究与严谨论证，避免情绪化和煽动性的表达。尤其是在非专业领域发表争议性言论时，学者更应保持审慎和谦逊，认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性，避免走入“外行指导内行”的误区。以“叫战”“对质”等方式博取关注，这种非理性的争论方式不仅难以服众，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更会损害学术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学者的言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影响力将远超学术圈，有很大概率会被放大、曲解，甚至成为社会情绪的引爆点。因此，学者在公共平台发声时，需要充分预估其社会影响，对可能引发的误读和负面后果保持警惕。

       真正的学术影响力源于本领域的深耕与贡献，是其长期积累的知识、经验和研究成果的体现。学者在科学普及、引导公众理性思考方面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应该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向公众传播科学精神和正确认知，而不是利用公众对权威的信任，传播未经充分论证的观点，甚至误导公众。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一方面会损害学者自身的声誉，另一方面也侵蚀了公众对学术界的信任，长此以往，将对整个社会科学素养的提升造成阻碍。
 
三、公众考古的新方向

（一）公众考古的困境与挑战

       这次的辩论事件反映出当前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仍有不足。如今的网络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碎片化、情绪化、去中心化的特点，给科学知识的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短视频、社交媒体等平台使得信息能够迅速扩散，但也容易导致信息失真、谣言滋生。信息茧房和回音壁效应则进一步加剧了认知偏差，使得公众更容易接触到与自己原有观点相符的片面信息，从而强化偏见，阻碍理性讨论。

       此外，考古学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学术概念、论证过程，往往难以在快节奏、娱乐化的网络环境中被公众完整、准确地理解，并且其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较为学术化，缺乏面向大众的通俗性和趣味性，这也增加了公众理解的门槛。如何将严谨的考古学知识以易于理解、引人入胜的方式传递给公众，是当前公众考古面临的重要挑战。

（二）授人以渔

       面对信息传播的挑战和公众考古的困境，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引导理性讨论显得尤为重要，需要考古文博学界、博物馆、媒体、教育机构等多方合作，在引导公众理性看待历史与科学问题时，鼓励其独立思考和交叉验证。从告知公众“结论是什么”，转向阐释“结论是如何得出的”，通过案例分析、互动体验等方式向公众展示、讲解地层学、类型学、碳十四测年的基本原理。当公众理解了考古学的方法论，他们就能拥有自主鉴别信息、抵御阴谋论的“免疫力”，这远比被动接受权威答案更为重要和长久。

（三）回归学术本位

       最终，回归学术本位是解决争议的根本之道。我们需要明确区分学术质疑与历史虚无主义。学术质疑是推动知识进步的动力，要求严谨的考证和新的证据，并通过学术渠道进行探讨。而“西方伪史论”则属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范畴，其本质是无视客观事实、否定历史，其危害性在于其破坏了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并极有可能被极端思想所利用。在公共讨论中，我们必须警惕这种非理性情绪的扩散，避免其混淆视听，损害健康的学术生态。
 
结语

       说到底，这次围绕古埃及文物的争议，或许会随着时间沉淀，但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真切的：对于学者而言，公共发声当以严谨为要，莫让争议沦为流量的狂欢；对于公众来说，面对复杂的历史与科学问题，多一份对专业的敬畏，少一些非此即彼的盲从，或许更能接近真相。

       我藏了几十年古陶，深知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是一段沉默的历史。它们不会说话，却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理性的精神去倾听、去解读。无论是中国的古陶，还是埃及的草编，本质上都是人类文明的印记，值得我们同等尊重。

       少一些对立，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否定，多一些包容——这或许是我们面对不同文明时，最该有的从容与自信。毕竟，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比谁的历史更“纯粹”，而是能在多元的世界里，守住自己的根，也看得见别人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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