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榆林七年漫漫诉讼路：病历矛盾与程序正义的司法审视

2018 年 11 月，陕西榆林 50 岁患者李具韶因感冒到榆阳区金华路社区服务站就诊，次日输液过程中出现不适，回家途中多次向主治医生郭应林求救，却仅被建议 “喝热水、吃药休息”，最终当日离世。其子李现宇（时年 17 岁，低保户）认为诊疗过程存在重大过错，提起诉讼，却历经一审、二审、再审裁定均败诉，七年维权至今未果。

一、案件关键争议：病历矛盾与证据真伪

本案核心集中在医方提供的两份关键证据 —— 临时医嘱和处方单上，存在多处致命矛盾。临时医嘱记载皮试用药为 “头孢曲松钠”，结果栏空白，注射用药却为 “头孢舒巴坦钠”，执行护士为刘宇定。而两年后庭审提交的处方单显示皮试用药为 “头孢舒巴坦钠”，结果栏标注 “阴性”，执行护士为余雅南、刘建琴。同一患者同一时间，两份记录皮试药物、结果及执行护士均不一致，且处方单存在护士跨岗位签字、无划价及收费印章等明显不合规问题。医方称临时医嘱系笔误，但派出所笔录显示郭应林首日自述使用 “头孢曲松钠”，与后期 “笔误” 说法矛盾。

更令人震惊的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对上述关键证据进行有效质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证据需经当庭质证方可作为定案依据。然而，主治医生郭应林、护士余雅南等关键当事人从未出庭，申请人多次请求法院传唤遭拒。医方提交的处方单真实性未进行实质辩论，法院直接认定 “矛盾记载不足以证明伪造”，却未提供鉴定或调查依据。一审判决甚至称 “若伪造病历会注意一致性，故现有矛盾属正常”，这一逻辑被申请人代理人批评为 “荒谬至极，反证医方粗劣造假”。

二、审判程序违法：关键证据调取遭拒与鉴定责任倒置

申请人多次申请法院调取死者就诊及返程沿途监控（含两次求救通话记录），以及派出所对李现宇的询问笔录（唯一现场见证人），以证明患者当时身体状态及医方延误抢救。然而，法院均以 “派出所人事调动无法调取” 等理由拒绝。这些证据能还原患者临终前的真实状况，却被刻意排除，导致医方 “拖延救治” 的过错未被认定。

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鉴定费用应由医患双方预先分担，但一审法院要求申请人全额预缴 1.6 万元鉴定费，导致经济困难的李现宇无法承担，最终因 “未完成鉴定” 承担不利后果。而服务站在尸检有效期内未提任何鉴定申请，四年后却反推申请人阻碍鉴定，这是对程序正义的严重践踏。医方未及时封存病历、未协商尸检，应负主要责任。

三、司法困境：同案不同判与裁判逻辑矛盾

本案审理中出现多处逻辑冲突。2020 年、2023 年两次一审均认定 “承包关系合法有效”，2024 年重审却改判，被指违反 “同案同判” 原则；一审既认定 “医方存在伪造篡改病历的过错”，又判定其仅承担 20% 责任，前后表述自相矛盾；省高院裁定称医方过错为 “治疗中的瑕疵行为”，但未解释 “药物不一致、伪造记录” 如何构成 “瑕疵”。

法律界人士指出，本案暴露基层司法在医疗纠纷中的三大问题：证据审查流于形式，对明显矛盾的病历资料未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正义缺位，关键证人未到庭，核心证据未调查；责任认定失衡，将医方重大过错降格为 “次要责任”，加重死者家属举证负担。

四、维权者七年诉求：还原真相与司法公正

“父亲去世时我刚上高中，这些年为了打官司辗转于法院、律所，低保金几乎全花在路费和材料上。” 李现宇表示，本案不仅关乎个人家庭悲剧，更涉及基层医疗监管与司法公信力。其诉求包括撤销一、二审及再审裁定，认定医方伪造证据、负全部责任；赔偿申请人六年抚养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失费等合计超百万元；追究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规范基层医疗纠纷处理程序。

截至发稿，李现宇已向检察机关提交抗诉申请，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此案折射出的 “小人物维权难”“医疗证据认定模糊” 等问题，亟待司法系统以更严谨的证据标准与程序正义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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